重大卫生事件影响下分析师预测偏差研究开题报告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信息的主要收集者、处理者以及传播者，既是证券市场上信息的来源，也是连接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桥梁，其作为资本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信息中介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分析师的主要职责在于根据搜集在手的上市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报表等来预测该公司未来的投资价值，从而使投资者更加精准地了解上市公司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本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并保护投资者的收益。国内外学者目前对于分析师预测偏差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企业信息环境、分析师利益冲突以及分析师的特征与动机等方面。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开来，各国资本市场均受到沉重的打击。新冠疫情作为非理性因素的一种鲜有人提及，然而此类重大卫生事件的突发往往使人猝不及防，所以预先对于分析师面对此类重大突发卫生事件的预测偏差表现进行研究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通过研究分析师对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预测，以有效市场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行为金融学理论为基石，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提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建议，最终起到指导作用。

2. 研究内容和预期目标

本文根据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将进行实证分析，以重大卫生事件影响下分析师预测偏差为选题进行研究，分析对分析师预测偏差造成影响的因素，结合当前新冠疫情背景下分析师对于上市企业情况预测偏差的现状，在一些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总结重大卫生事件与分析师预测偏差之间的关系。

具体研究如下：1、分析师预测偏差的影响因素。

2、分析师预测偏差的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各国爆发以来，其对资本市场的冲击被各界学者广泛关注。alfaro et al.（2020）发现疫情期间未被有效预期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与股指收益率相关，股指波动率也会随着疫情形势趋于明朗而下降。ding et al.（2020）指出不同资本结构、所有权构成及供应链结构的公司对新冠疫情反应有着显著差别。hassen et al.（2020）基于文本分析对各国上市公司的主要担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需求下降、未来的不确定性与供应链是各上市公司的主要担忧。

虽然新冠疫情在我国已被有效控制，但此类重大卫生事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还将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学界与业界的广泛关注。作为业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储一昀和仓勇涛（2008）和潘越（2011）指出分析师可通过出具研究报告提高资本市场信息传递效率，提高股价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能力，从而提高市场有效性。但分析师及其预测存在一定局限性，国内外许多文献从理性与非理性角度评估分析了各国资本市场中分析师预测的偏误并尝试探究其原因。

从理性角度看，首先，对于分析师而言，信息是其做出预测的依据。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数量(parkash等，1995)、信息披露形式(merkley等，2013)以及信息披露质量(christensen 等，2013)等因素都能够对分析师预测行为产生影响。其次，资本市场制度环境对分析师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对信息披露规则十分敏感，ole-kristian hope（2003）研究发现，会计政策信息的披露减少了预测盈余的不确定性，公司的会计政策披露水平与预测离差和预测误差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再次，券商利益与提振市场交易均是造成分析师发布有偏盈利预期的因素。投资机构佣金等券商利益因素会对分析师独立性造成显著影响。bradshaw（2011）提出分析师作为资本市场上的重要参与者和信息中介，他们的目标很难与公司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时刻保持一致。分析师在面临所在券商增加承销收入、迎合管理层需要、提高交易佣金、维持与机构投资者的密切关系等压力时，会为了迎合压力来源方的需求而产生相应的预测结果。huyghebaert和xu (2015) 采用中国的独特背景检验了券商与被承销公司关系对分析师预测乐观度的影响。原红旗、黄倩茹（2007）认为，证券公司处于拉拢承销业务、维护客户关系、促销承销股票等动机，可能会对分析师独立的分析预测行为施加影响。冯旭南（2012）的实证研究也丰富了这一成果，但他进一步指出了关联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在盈余公告公布前较长一段时间内存在较大偏差，也就是说，分析师的这种乐观是以牺牲预测精确性为代价的姜波和周铭山（2015）表明，参股基金公司、券商自营与重仓、过高的机构投资者比例、存在再融资行为等均会造成分析师的利益冲突，从而降低其预测的可信度。

4. 计划与进度安排

2022年12月1日至 2022年12月10日 确定论文总体研究方案。

2022年12月11日至 2022年12月30日 确定研究样本的选择范围。

2022年1月11日至 2022年3月17日完成初稿和中期检查。

5. 参考文献

[1]赵宇童,刘洋. 资本市场开放、分析师预测偏差与投资者负面情绪——基于沪港通政策的实证研究[J]. 新经济,2021,(08):74-81.[2]陈钦源,薛菲,杨圣之,伊志宏. “危中寻机”:线上交流能提升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吗?[J]. 经济管理,2021,43(05):142-158.[3]柳志南,伊敬禹,王姗姗. 环境不确定性、信息披露质量与分析师盈余预测[J]. 中国注册会计师,2021,(04):58-62.[4]许年行. 空气污染，情绪与预测偏差：来自中国金融分析师的证据[J]. 清华金融评论,2020,(08):97-98.[5]JEAN‐PHILIPPE BOUCHAUD,PHILIPP KRGER,AUGUSTIN LANDIER,DAVID THESMAR. Sticky Expectations and the Profitability Anomaly[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19,74(2):[6]胡凡,夏翊. 分析师商业性动机与盈余预测偏差:来自融资融券的证据[J]. 财经研究,2017,43(07):45-56.[7]姜波,周铭山. 参股基金公司持股与分析师乐观性[J]. 财经研究,2015,41(01):118-131.[8]王玉涛,王彦超. 业绩预告信息对分析师预测行为有影响吗[J]. 金融研究,2012,(06):193-206.[9]伍燕然,潘可,胡松明,江婕. 行业分析师盈利预测偏差的新解释[J]. 经济研究,2012,47(04):149-160.[10]潘越,戴亦一,林超群. 信息不透明、分析师关注与个股暴跌风险[J]. 金融研究,2011,(09):138-151.[11]储一昀,仓勇涛. 财务分析师预测的价格可信吗?——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08,(03):58-69.[12]Shuping Chen,Dawn A. Matsumoto. Favorable versus Unfavorable Recommendations: The Impact on Analyst Access to Management-Provided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6,44(4):[13]Abarbanell Jeffry S.,Bernard Victor L.. Tests of Analysts' Overreaction/Underreaction to Earnings Information as an Explanation for Anomalous Stock Price Behavior[J].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2,47(3):